百年老店--谦祥益绸布店

 

    记得小时候,母亲一件阴丹士林的洋布褂子特别鲜亮,左邻右舍的女人借来借去,穿着它走亲戚。我们小时候是穿家织土布长大的,从头到脚,百分之百全棉。到过年了,母亲心情好,可能要为我裁制一件宝蓝布长褂。那时的宝蓝布,光亮平整,在我们乡下,也当成洋布。不过,它是国产机织坯布,由汉正街谦祥益衡记绸布店自己染色后打入市场的。当时在武汉三镇,江汉平原,以至更广大的地区,它是惟一能够与舶来品阴丹士林竞争的国产布。
    谦祥益字号,源出于《尚书﹒大禹谦》的“谦爱益”一语。在谦祥益店党内,高悬“一言堂”三字金匾,两旁配上“货真价实”、“童叟无欺”八个字。和气致祥,诚信待客,就是谦祥益的店风,也是谦祥益经营之道的精髓,百年长

  盛不衰的秘诀。汉口人有个歇后语:谦祥益的招牌——一言堂。谦祥益的一言堂,是无须讨价还价,不分亲疏平等待人的一言堂。
    《武汉文史资料》1989年第四辑,刊载的王志芳、丁隆昌《汉正街谦祥益布店》一文,写出了谦祥益演进的大体脉络。它的创始人孟传珠,是山东章邱县旧军村的一个货郎担。清道光初年,他到周村开布店,又开染坊,发了起来。随后到北京开设谦祥益绸布店。到了谦祥益的第二代孟耿继富,看中了江汉之交的汉口。这里北连甘陕,西通巴蜀,南接潇湘,东趋淞沪,是名不虚传的九省通衢。光绪十一年(1885年),他的代理人赵春山来到汉口,在戏子街(今汉正街东端市场的人和街),开设谦祥益棉布店,通称晋记。这家分店由上海庄调来资本,代办货源,批给襄阳樊城一带客商。光绪二十年,孟家在汉正街再开设一家绸布零售店,店名为谦祥益衡记。因为适逢孟传珠孙子孟养轩出生,其乳名带个衡字。衡记开张不到三年时间,声名远播,遍及武汉周边各县,以至湖南、河南的一些地方。到光绪三十年,积累白银20万两,于是又在汉正街开了一家谦祥益西号绸布零售店。至此,汉口有晋记、衡记、西号三家谦祥益分店。辛亥革命爆发时,清军在汉口放火,衡记损失惨重,暂时歇业。西号小有损失,迁往江汉路营业,两年后又搬进新店。辛亥革命以后,衡记从上海庄调来资金,借用汉正街西号旧址重新开业,生意比以前更好。
    据《武汉文史资料》文章,谦祥益衡记从此步入黄金时期,收益稍胜于西号。日销售金额达到4000银元,最多时1.1万银元,年销售金额130万到160万银元。直到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,衡记积累资金53万银元,约合白细布6.1万匹。还在联保里、联益里、楚宝街购置了大量房产。
    衡记以品牌取胜。当家品牌是宝蓝官布、宝蓝竹布、宝蓝洋布,统称三宝布或三蓝布。穿厌了土布的老百姓,把这些平整光鲜的三宝布,统统叫做“洋面”。这些“洋布”,其实是用中国的“祖传秘方”染色的。染色之前,把白坯布摊平,均匀地糊上臭泥巴,两天后再下染虹,这样染出的布,鲜亮不褪色。据说,当时日本人为了得到这项技术,想了很多办法,弄了一坨谦祥益染坊的臭泥巴,带回本土去进行化学分析呢。
    衡记的生财之道,是在季节转换上做文章。以夏布为例,每到暑季,市民习惯穿夏布衫,用夏布蚊帐。每当冬季来临,衡记就到湖南浏阳夏面产地,以低价大量收进滞销产品。待来年夏天,可收廉价多销之利。
    谦祥益以管理取胜。孟家老板坐镇北京总店,遥控各地分店,各分店利润七成上交总店。在汉口设有总管。30年代,孟家第四代老板孟乃泉当权,委派侄子孟树森管理全国各地店铺染坊。这一时期,每年红利分配比例如下:孟树森可得10厘,汉口总管可得7.5厘,衡记掌柜人可得4厘,衡记下属8个掌柜可得1厘至1.5厘不等。红利1厘最多可分1200银元,最少也有720银元。照场人平均可分100多元。店员也分得奖金若干。
    《武汉市志﹒商业志》载有《谦祥益衡记店规》全文。以今天的眼光看来,仍然是一份上好的管理规章,可操作性非常强。前言部分如下:
    “ 盖闻生意之道,以立规为先,理财辅之。夫规不立,而财能裕者,未之有也。凡我同人,皆居礼守分,循规蹈矩。恐其误犯,兹明列于后,惟期永守无犯,实为厚望焉。”
    写得多好呀。凡我同人都是好人,不是怕你故意违规,而是怕你误犯,才订立这个店规。这话说得多有水平。用当今语言加之评价,就是注意调动人的积极因素,会做人的思想工作。所列店规凡18条。第一条,“铺务首要克已恕人。”讲明了“伙计同心,黄土变金”的道理。其他各条,包括支账、告假、就医、饮酒、禁赌、禁毒、禁嫖等等,都有明细规定。其中有这样一条,“如有亲友买货,不准自己经手。关照别人照料,既不误公,主避免嫌疑。”道理说得够透了。
    有此让规“勉之勉之”,执行起来又“无徇情面”,才有了衡记的良好店风。衡记有店员180名,少时也有100号人,其中半数学徒,就是靠这种店风维系自己的商业形象。
    一位在汉正街长大的朋友说,大凡像谦祥益这样的老店,都是有店规的。一个学徒进店,先立保单,再找铺保,一年帮师,三年出师,都要讲规矩的。他颇有“今不如昔”之慨地说,不像现在,说炒鱿鱼就炒走了,说跳槽就跳走了。
    武汉沦陷期间,日伪强占了衡记店铺,开设“群益公司,以做旅馆、鸦片馆和赌博场之用,衡记被迫停业。一年后在法租界德兴里开设临时门市部。生意本来清淡,又遭日伪强行低价征购商品,受到更为惨重的损失。直到抗战胜利以后, 1946年5月,衡记才因到汉正街原址。
    1954年3月,谦祥益衡记绸布店老板孟乃泉、纪星五,以人民币47万元的资本,加入武汉市百货公司的公私合营行列,1958年又改为国营谦祥益商场。现在,这家历经百年的老字号,在汉正街近20年兴起的成千上万私营商贩的包围中,经受着严峻的考验。